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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義的導火線

武昌起義的導火線

武昌起義的導火線是保路運動亦稱“鐵路風潮”。

武昌起義的導火線1

1911年10月10日,湖北新軍工程第八營革命黨的總代表、後隊正目(相當班長)熊秉坤對空連放三槍,正式發出了推翻腐朽的滿清政府的信號,拉開了辛亥革命的序幕。

湖北革命黨人的這次行動可謂是一波三折。早在9月24日,文學社與共進會在武昌舉行聯席會議。

推舉共進會領導人劉公任軍政府總理,文學社社長蔣翊武爲臨時總指揮,共進會孫武爲參謀長,起義準備工作由這兩個團體組成的指揮機關抓緊進行。

就在一切準備工作正緊鑼密鼓進行之時,10月9日,孫武帶人在漢口俄租界寶善裏的祕密據點趕製炸彈時,不慎引起爆炸,俄國巡捕聞風而至,據點暴露,孫武等人倉皇逃竄。

蔣翊武得知此消息,立即召集臨時總司令部參議劉復基、彭楚藩等人召開緊急會議,決定當晚十二時舉行起義。

但湖廣總督瑞澂已經下令誡嚴,並出動軍警四處搜捕革命黨人,起義總指揮部被破獲,劉復基、彭楚藩等人被捕,蔣翊武則乘間逃逸。致此,原定的起義領導人或被捕、或受傷和逃匿,變得羣龍無首。

10月10日,陰雲籠罩了整個武昌城,一大清早彭楚藩、楊宏勝、劉復基三個年輕的革命黨人就被槍決了。

當整個江城的人們都懷着不同的心情揣測滿清官吏下一步的目標時,謠言開始出現,並且迅速漫延。

謠言一、革命黨人的花名冊已經落到了當局手中,很快就要按圖索驥照名單拿人;謠言二、官吏們正在趁機編制所有漢族士兵的假名冊;

武昌起義的導火線
  

謠言三、凡是沒有留長辮子的,不論何人,也不管是否是革命黨,一律依法逮捕殺頭。

對於前兩條謠言是否屬實大家都不得而知,而第三條大家卻有目共睹,城牆上掛着的三顆腦袋確實全都沒有長辮子。這個事實,無疑使謠言變得確鑿可信。

這些滿天飛播的謠言,讓革命基層組織的人們意識到,有必要在當晚繼續執行之前的起義計劃。

除非採取果敢而迅速的行動,否則搜捕終將會落到自己頭上。這樣,別說是革命事業,就是自己的腦袋都將要終結。

同樣的,在謠言紛紛揚揚之際,新軍中的`任何一個漢族士兵,特別是在年初剪辮風潮時期剪掉了長辮的人,都會抱着一個信念:以其坐以待斃,不如豁出去投身革命,這也是目前唯一的出路了。

事實是,當時武昌起義的機會已經成熟。不管瑞澂採取什麼樣的措施,他都阻擋不了革命的滾滾洪流。

對於不瞭解武昌革命政黨規模的士兵和文職人員來說,32人的被捕和3個人的遇難,確實給他們造成了一種巨大的、並且是帶有報復性的恐怖壓力,不管你有罪無罪,都同樣感受到了威脅。

10月10日武昌城的心情,是不安、恐懼、同情(對在滿清當局鎮壓下犧牲的年輕人的同情)而又充滿躁動的混合體,這座城市已經堆放好了足以焚燬滿清王朝的乾柴,只需一點火星就能燃起沖天烈焰。

武昌起義的導火線2

一、武昌起義的導火線是

保路運動亦稱“鐵路風潮”。1911年(宣統三年)5月,清政府以鐵路國有之名,將已歸民間所有的川漢、粵漢鐵路築路權收歸“國有”,馬上又出賣給英、法、德、美4國銀行團,激起湘、鄂、粵、川等省人民的強烈反對,掀起了保路運動。

運動在四川省尤其激烈,各地紛紛組織保路同志會,推舉立憲黨人蒲殿俊、羅綸爲正副會長,以“破約保路”爲宗旨,參加者數以十萬計。清政府下令鎮壓。

1911年9月7日,四川總督趙爾豐逮捕羅綸、蒲殿俊等保路同志會代表,槍殺數百請願羣衆。第二天又下令解散各處保路同志會。激起四川人民更大憤怒,將各處電線搗毀,沿途設卡,斷絕官府來往文書。1911年榮縣獨立,榮縣成爲全中國第一個脫離清王朝的政權。把保路運動推向高潮,成爲武昌起義的先聲。

武昌起義的導火線 第2張
  

二、武昌起義第一槍誰打的

熊秉坤打響了武昌起義的第一槍。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時,熊秉坤親率新軍工程第八營首先發難,打響了第一槍。隨後又率敢死隊攻佔清廷督署;在陽夏戰鬥中,誓死保衛新生政權。史學家稱他是一位忠貞不渝的共和衛士,武昌起義第一槍的製造者,武昌起義的組織發動者,新生政權的英勇捍衛者,高風亮節的民主革命勇士……而湖北的父老鄉親們則口口相傳,親切地稱他爲:我們的辛亥首義元勳“熊一槍”。

武昌起義在中國的革命時期,對革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1911年10月湖北武昌發生了兵變。同時也是推翻清朝統治的第一槍,辛亥革命是民主開端的一切源頭,對於這場武昌起義,也是逐步將清朝推向滅亡的開始。並且建立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三、武昌起義的歷史意義

武昌起義勝利後的短短兩個月內,湖南、廣東等十五個省紛紛宣佈脫離清政府宣佈獨立,取得辛亥革命的重大勝利。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孫中山被推舉爲臨時大總統,清帝退位,結束了二百多年清王朝封建統治和二千多年封建帝制。

武昌起義是辛亥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爲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統治,傳播了民主思想,使民主共和觀念深入人心。民主共和意識的積聚,大大促進了中華民族愛國主義精神的空前高漲,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加速了中國工人階級的成長壯大,爲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掃除了最初的政治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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