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統與中統的區別在哪

出身不同、組織不同、運作不同等。

軍統與中統的區別在哪1

一、出身不同

從出身看，成立中統和軍統的幕後推手不盡相同。

1926年5月，國民黨中央組織部代理部長陳立夫成立了“黨務調查處”，職責侷限於黨員情況的調查登記，與特務工作沒有半毛錢關係。

1927年，老蔣迫於“清黨”和派系鬥爭的壓力，調查科增加了“調查黨員思想及派系隸屬”的職能，成員也由十餘人增加了數倍，其工作重心由黨務工作轉向特務工作。1938年3月，中統在老蔣的授意下成立。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老蔣因抗戰不力，飽受輿論指摘。他有感於意大利墨索里尼的獨裁打手“黑衫黨”。

在黃埔軍校中挑選了忠心和能力俱佳的賀衷寒、戴笠、鄭介民、康澤、桂永清、胡宗南等13人，成立以軍人爲主體的“復興社”，內部設有核心組織“力行社”，下轄從事監視、刺殺、綁架等任務的“特務處”，戴笠任處長。

1937年底，力行社特務處和國民 政府軍事委員會密查組合並。1938年8月，軍統正式成立，仍由戴笠任局長。

中統和軍統分別隸屬於黨務和軍隊，成爲兩者出身的鮮明標誌。

二、組織不同

中統和軍統在組織上略有差異。中統圍繞局長室建立了人事科、專員室、第一、二、三組，經濟調查處、交通處、研究室、統計處等處室。

在重慶實驗區和各省市設有調查統計室，各行政機構有調查室或工作組。1941年，中統全盛時期各類工作人員多達1.3萬人，加上中統控制的黨員通訊員，總數約20萬人。

軍統成立後，“其基本工作人員，共約七千人左右。”1937年底，南京失陷後，軍統遷往重慶，內部組織分爲設計委員會、特種技術研究室、經濟研究室、...、繕寫室、醫務室等等部門。

軍統成員遍佈軍隊、警察、行政機構、交通運輸部門以及駐外使領館等要害部門。1943年，軍統和美國海軍情報所合作建立了“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

與軍統發展相對應的是系統內部人數的膨脹。軍統由1942年的11230人擴張到1945年的約4萬人。抗戰後期，軍統控制的武裝力量約9萬人，加上若干地方部隊和僞軍約80萬人，僅軍統內部少將以上的軍官就超過百人，自身實力非同一般。

中統和軍統通過各自的組織，在不同的領域監控着國民 政府的社會、經濟、軍事、外交等方面的運行。

三、運作不同

中統和軍統的組織架構不同，決定了兩者迥異的運作方式。中統公開以“調查幹事”、“調查員”或“通訊員”的名義，在各省市黨部、行政機構、執法機關、交通部門安插中統成員。

在學校、企業、工廠和社會團體建立“國民黨黨員調查網”，藉此加強對全國各地區、各部門的控制。

中統採取“重用叛徒、擴大自首潮流、以毒攻毒”的策略，期望順藤摸瓜，攫取最大利益。

1931年，中統的前身“黨務調查科”利用叛徒作眼線，在武昌抓獲中共中央特課負責人顧順章。在獄中，顧順章叛變，供出大量中共重要情報，對中共造成巨大影響。中統的處事風格狠辣果決、行動迅速。

軍統在運作中，分爲內勤和外勤兩部分。內勤以軍統本部爲主，發揮主導和聯繫的作用，相當於軍統的“大腦”。外勤又有公開組織和祕密機構之分。

公開組織是特務掌控的軍事警察組織，祕密機構包括軍統在各地建立的“區”、“站”、“組”等三級機構。

1938年底，汪 精衛背叛國民 政府，公開投靠日。老蔣惱怒不已，必欲除之而後快。1939年3月，汪 精衛逃竄至越南河內。3月20日晚，在戴笠的策劃下，軍統派出以陳恭澍爲首的祕密行動小組。

在當地高朗街27號汪精 衛住所實行暗殺任務，行動誤擊汪精 衛祕書曾仲鳴，汪精 衛逃過一劫。這次暗殺行動展現出軍統對祕密行動的高度執行力。

國民黨 元老陳立夫曾回憶：“我們（中統和軍統）的工作，可稱之曰黨的.耳目，你們看人身上耳與目都是成雙的。所以黨的耳目，亦不妨有兩個，互相查對，是有益無損的。”相對而言，中統和軍統一明一暗，相輔相成，構成一個完整的特務體系。

四、發展軌跡不同

抗戰的爆發，是中統和軍統發展的分水嶺。抗戰之前，是中統的黃金時期。1928年至1930年，中統“逮捕”中共人員過萬名。抗戰爆發後，中統在陪都重慶從未破獲一個日僞間諜組織，從未抓獲一名日諜漢奸。

在淪陷區潛伏的中統特務幾乎全部叛變投敵，如原中統特務丁墨村、李士羣等人投靠汪僞政府後，在上海極司非爾路76號成立特務機關，對全國抗戰局勢造成了極大的破壞。

抗戰之前，軍統始終被中統壓制，發展緩慢，鮮有亮點。在八年抗戰期間，軍統進入發展的快車道。1941年12月，軍統截獲日軍計劃偷襲美國珍珠港的重情報後，及時通知了美國，可惜美方並未重視。

1942年，軍統蒐集各類情報6.5萬餘份。1943年，軍統“總共有709個單位、59座電臺，分佈在中國國內各地，南洋各國”。

據統計，軍統在抗戰期間，發動針對日僞軍的突襲595次，組織破壞行動2219次，擊斃各類日僞人員18440人，擊傷5500餘人，俘虜560餘人，炸燬火車機車490餘輛，車廂1600餘節，汽車500多輛，擊壞飛機71架，損毀船舶400餘次，炸燬鐵路橋、公路橋250餘座。通過這些行動，軍統超越中統，晉升爲“特務一哥”。

中統和軍統獨具特色，各行其事，爲維護老蔣的獨裁統治，在鎮壓人民、積極反共、監控異己、打擊日僞等方面，無所不用其極。

魯迅先生指出：中統和軍統“搗蛋有術，也有效，然而有限。”集兇殘、恐怖、黑暗於一身的特務政治，如蚍蜉撼樹，終被歷史所淘汰，遭人民所唾棄。

軍統與中統的區別在哪2

軍統和中統爲什麼水火不容

在國民黨內部，蔣介石一向是以善於玩弄政治權術而著稱的，在他登上權力巔峯後，防止別人對其地位的覬覦和對其權力的威脅，就是其時刻不忘的事情，而他的防備對象不僅僅限於他的政治對手如桂系、汪精 衛等，甚至也包括了他所最寵信的“CC”、陳誠乃至軍統的戴笠。

1、戴笠的野心

戴笠的軍統局在抗戰中不斷“坐大”，到抗戰末期，其勢力正如日中天，全局上下共計有五萬餘人，遍佈全國各地及海外重要據點，掌握了軍隊、特工，插手交通、警察、稅務、緝私、海關郵檢、外交，還企望控制海軍。有人、有槍、有錢。

無論你是國民黨內哪一幫派，要想平安度日，不向軍統示好是不行的。

雖然戴笠在蔣介石面前形式上仍然是一如既往地俯首帖耳，卑躬屈膝，甚至表現出奴性，但蔣介石已逐漸感到他綿裏藏針的威脅。

他既要依靠軍統做事，但卻不能不防軍統與戴笠坐大到他難以控制的地步，再加上抗戰勝利後國內外反對國民黨特務統治的呼聲高漲，蔣介石爲求其統治的穩定，不得不開始考慮約束軍統的辦法。

當時在美國方面乃至國民黨內部都有人主張取消軍統，理由是其“反共色彩太濃厚了，爲促進今後（國共兩黨）和平協商，（軍統）應當退出政壇”。

蔣介石在內心雖然捨不得，但他卻從中得到了啓發，決定對軍統與中統實行改組政策。他以爲這是一個變其名保其實而又能約束之的好辦法。

戴笠尚不知蔣介石的心思，他還在一心想擴大組織勢力，甚至於萌發了依靠軍統班底組建以他自己爲中心的政治團體乃至政黨的想法。他指示部下，以“明瞭趨勢，把握可能”爲“八字行動方針”。

甚至於在1944年夏，他下令給貴州息烽集中營主任周養浩，要他把由自己親自圈定的一些政治犯中他們認爲博學多才的人組織起來，撥款九萬，搞了一個“各種問題研究會”，分爲政治、經濟、軍事、教育四個小組。

要他們對“開展本團體（指軍統）政治工作方案”、“全國經濟檢查隊工作方案”、“全國學制改革方案”等進行研究，這明顯已超出了特務工作的範圍，暴露了戴笠的政治野心。

爲此，戴笠還在幹部的使用和培養上預先作了準備，他把手下的得力干將都派出去。

在國防部二廳、警察、稽查、稅務等多個涉足的公開行業內兼任要職，一方面爲特務工作打掩護，同時作爲他的觸角，併爲未來的兼併掌握作好乾部人事的準備。

軍統大將陳恭澍說：

“軍統局大部分幹部出任公開職務，都是戴雨農先生有計劃的安排，平津如此，其他地區亦大致相同。很顯然，掌握全國的情治單位，是他的一個初步目標，那麼他的下一個目標又何在呢？對於這個問題，大家都可以憑自己的瞭解與觀察，任意去猜，筆者也不斷地聽說過：‘戴笠不死，如何如何’，那麼究竟如何？想是不會再有答案了。”

2、戴笠憑啥想當海軍司令？

陳恭澍認爲沒有答案，其實從歷史的經過來看，戴笠的企圖和努力方向還是有跡可尋的。

根據當時的需要與可能，他計劃中的首選目標是海軍與警察，靠山就是美國海軍。

抗戰勝利後，美國海軍仍希望與中方繼續合作，成立一新機構，“從事若干對中美兩國共同安全有所裨益的業務，金上將曾準備幫助中國建立新海軍”，指令梅樂斯繼續進行爲海軍提供的氣象服務。

梅樂斯認爲“我們現在面臨着最大的因素，是俄國。在戰後，我們將比其他任何地方更需要從此一戰區取得情報資料，軍統局是最能供給我們所需一切情報資料的機構，我希望用我們的顧問性質的建議和通訊設備，來交換他們的情報服務，並且已和戴將軍取得口頭協議”。

當時在美國有人堅決主張“戰後的在華情報組織，絕不可與戴某的組織發生任何關聯”。

美國國務院及陸軍部決議的處理原則是，除部分氣象、通訊及情報工作外，中美所的其他各項工作必須儘早辦理結束。

在新的合作協議談判上，美方爲了促進國共和談，因戴笠的堅決反共立場而決定“必須將他排除”，如此雙方就很難取得一致了。

但對於中國海軍的戰後重建工作，美國海軍十分積極，想借機插手。他們希望把軍統和中美合作所掌握的近十萬武裝，改造成中國重建海軍的基礎，而這次重建海軍的工作要由戴笠來負責。

戴笠因此自然做上了當海軍司令的美夢，指令軍統局將“忠救軍”、別動隊改編爲海軍陸戰隊，由美海軍方面呈報杜魯門總統批准。

但美海軍所擬出的《戰後海軍助華方案》於1945年9月5日提交國會後，卻受到堅決反對而未通過。

戴笠與美方合謀重建海軍一事和他在政治上的蠢蠢欲動，大大地開罪了蔣介石，他感到戴笠已有失控的可能，因此必須有所動作，於是開始謀劃改組軍統局。

3、中統與軍統爭奪警察控制權

戴笠見插手海軍受阻，於是轉向謀取警察控制權。戴笠早年就在杭州兼任過浙江警官學校政治特派員，其後又策動組織過“警察協進會”，參與改組中央警官學校，自認爲與警界關係密切，多年來他陸續派遣軍統人員進入警察系統，又以爲在警察界有了一定的勢力。

戴笠奪取警權的野心受到了中央警官學校教育長李士珍依靠陳立夫“CC派”等勢力的堅決抵制，其“掌警”企圖最終破滅。

戴笠轉而又對應蔣介石的要求，提出軍統局武裝的改組方案，欲將自己所掌握的“忠救軍”、別動隊以及中美合作所訓練班等武裝統一改編爲交通部“交通警察總局”交警總隊，於1946年3月1日正式成立，並受他控制，總算是沒白費心機。

抗戰結束後，儘管戴笠與軍統的勢力達到了高峯，但由於國內外和黨內外的衆多人反對，他們同時也面臨着重重困難，正如他們自己描述的那樣：“抗戰勝利了，戴先生的受謗程度也達到了高峯。”在此關頭，更加危險的是蔣介石亦因戴笠的“坐大”而感到了不安。

於是，靠山的動搖使戴笠真正面臨到了一場空前未有的“物極必反”的危機。

4、一對冤家——中統與軍統

1938年秋，在陳立夫等的建議下，蔣介石借抗戰之機，大力擴充他的特務組織，形成了國民黨特工組織中統局與軍統局“雙雄並立”的格局。

這在給他的獨裁統治帶來最大的服務“效益”的同時，也種下了兩大組織爭鬥的禍根。雖然這種爭鬥，基本上都是在效力於蔣介石前提下的爭功邀寵，但其中也包含了許多的政治與經濟利益的爭奪。

因此，在抗戰後期，“兩統”的鬥爭越來越激烈，最後導致了中統“掌門”徐恩曾的下臺，並引發了蔣介石改造特務機構的決斷，在客觀上造成了兩敗俱傷的後果。

中統與軍統基本工作內容的相同與工作範圍的重合，在客觀上造成了他們產生矛盾和爭鬥的根源，而兩大組織負責人徐恩曾與戴笠個性的異同，也是他們矛盾發展的另一緣由。

在對付反蔣的各類勢力方面，中統與軍統都是通過各種特務手段來獲取情報和進行破壞、逮捕、綁架、暗殺等活動，極易在工作中爲邀功奪利而產生衝突。

如雙方同時或先後發現了同一目標，一方想放長線釣大魚，並不急於收網，而另一方唯恐花落別家，便搶先下手，抓人報功。

在客觀上破壞了整個行動，結果造成雙方的激烈糾紛；又如在對待顧順章、張國燾等“有價值”的中共叛徒時，兩統也互相挖牆腳，都欲將他們控制在手中爲己所用，而不要爲對方增光；

更有甚者是雙方出於經濟利益的爭奪，不惜撕破臉皮大打出手，直至公然殺害對方人員，還互相收集對方頭面人物的“黑材料”，向蔣介石告發，欲置對手於死地，結果鬧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

5、合作中的矛盾

在雙方頭目的個性上，徐恩曾與戴笠脾氣極不相同。

徐表面比較內斂儒雅，戴笠則爲人霸道，趾高氣揚，但兩人又都有決不相讓的習慣和壓倒對方的共性。

中統和軍統在他們兩人領導下，鉤心鬥角，明爭暗鬥的事層出不窮，最後直至鬧得互相殘殺對方人員，勢同水火。特別是在徐恩曾被集中攻擊告發而下臺的過程中，戴笠的軍統局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徐恩曾與戴笠之間並非一貫交惡，他們也曾經有過合作。在戴笠的特務組織初創階段，徐恩曾的“特工總部”曾給予其技術上的支援；

1935年他們又在陳立夫任局長的包括徐恩曾“特工總部”和戴笠“特務處”在內的第一個“軍統局”內合作過。

即使在“兩統”分立後的1940年，雙方還曾合組過“國家總動員會議經濟檢察大隊”；

1946年又聯合組成各省市黨政軍聯席會議；1942年還在重慶望龍門成立過“兩統”情報交換處。

但這種合作更多是在形式上的，並不能掩蓋徐對戴這個“後起之秀”的不服、妒忌和戴對徐的蔑視、敵對的真相。

徐恩曾與戴笠的矛盾是隨着他們的合作開始而逐步產生的。

1932年4月1日，戴笠的復興社特務處在南京雞鵝巷53號成立，初創時期缺少電訊系統可用，戴就找徐恩曾幫忙，計劃在各地建立電臺網。

徐答應本系統的各地電臺可以爲他所用，達成了協議。中統用香港、北平、天津、杭州、濟南、南昌、漢口等地的分臺，爲特務處收發電報。

這本來是一件合作的事，只因一點矛盾，竟演化成爲兩大組織交惡的開端。

徐恩曾將所部香港分臺臺長項濂，調回南京香鋪營中統特務總檯任報務員。

項濂與戴笠是浙江大同鄉（項是溫州人，戴是江山人），又是黃埔六期的同學，因爲香鋪營離雞鵝巷很近，項就常至戴處敘舊。

那時項濂每月的薪津僅三四十元，戴笠許諾每月給他七十元，拉他爲特務處工作，比較之下，這是很高的報酬，因爲當時戴笠的薪津也不高，每月不足一百元，項濂當然爲之心動。

項濂開始偷取中統特務總檯的來往電報給戴笠，繼而又拉攏中統的電訊特務到軍統工作。

這些事很快就爲中統特務總檯的人員發覺，向徐恩曾密報，徐恩曾非常氣憤，下決心要制裁項濂，他派行動員行刺項濂，但沒有擊中，以後項濂就公開投入了軍統，這便是徐、戴二人矛盾之始。

6、中統、軍統翻臉卻是爲爭奪顧順章

第二件使戴笠與徐恩曾翻臉的事是爲了爭奪中共叛徒顧順章。1931年春，中組部調查科駐漢特派員蔡孟堅，在漢口逮捕了中共中央特科負責人之一的顧順章。

當顧順章被解到南京時，陳立夫和徐恩曾親自上艇從輪船上把顧順章接下來。當時徐恩曾私人祕書錢壯飛，緊急向中共中央報警，使顧順章供出的上海中央和江蘇省委機關大部分領導都安全轉移。

但中統也捕到了不少人，如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羅綺園、江蘇省委書記王雲程等。顧順章在上海爲中統“立功”後，深得陳立夫和徐恩曾的寵信，成爲特工總部手上破壞革命組織的一張“王牌”。

戴笠的特務處也很垂涎顧順章，邀他前去講授對付中共的辦法，並加以拉攏。

1934年，陳立夫派顧順章到日本去考察特工，但顧返國後就被戴笠收買，答應跳槽到特務處工作。這便引起了陳立夫和徐恩曾的震怒，決心要除掉顧順章。

次年4月，徐恩曾派干將顧建中將顧順章殺掉。殺顧後，徐恩曾爲了掩人耳目，故意散佈消息，專說顧是因爲組織新共產黨而被紀律制裁的。戴笠吃了“啞巴虧”，當然恨死了徐恩曾。

7、都想當大拿

經過這兩件事，“兩統”的關係進入了互相鬥爭的階段。

軍統和中統本來按規定各有工作範圍。軍統面向軍事、警察、保安部門，中統多在黨政、經濟、文化部門。憲兵和海軍本是戴笠欲染指的對象，但徐恩曾卻也想滲透進去。

20世紀30年代中，他借兼任憲兵司令部政治督察之機，掌握了司令部的警務處和軍法處、看守所，並把這兩個處的主要幹部都吸收進中統組織，專門操辦政治案件，以獲取情報。

戴笠的軍統掌管軍事領域後，中統本應把憲兵部門讓于軍統，但徐恩曾卻抓住不放，一直到1949年退臺前夕，中統系統都還在與憲兵部門合作。

對於海軍方面，雖然在抗戰後期已被戴笠視之爲掌中之物，但徐恩曾卻利用海軍司令桂永清與戴笠的矛盾，成功地在海軍司令部成立中統調查室，掌握了海軍情報系統，使戴無法插手現有的海軍，不得不寄希望於依靠美國人來重建新的海軍。

使“兩統”矛盾激化而開殺戒的事，首先發生在1939年，中統局第三組長盧斌，在山東活動期間，與軍統局駐魯專員厲文禮發生矛盾，竟被厲槍殺。這場風波雖被處理，但雙方從此結下了新仇恨。

1941年2月間，戴笠最喜愛的軍統行動和暗殺專家趙理君在河南任軍委會戰時華北督導團專員時，又與中統河南省調查室主任韋孝儒，因搶奪地方緝私權而發生矛盾。

趙倚仗他在軍統的勢力，一怒之下竟派人將韋綁架，把韋孝儒及其隨行八人一起活埋在一口枯井下面。

徐恩曾聞訊大怒，命令中統蒐集事證，向蔣介石報告。蔣介石看無法收場，就轉令戴笠調查處理。結果使軍統方面無可抵賴，戴笠只好忍痛把趙理君逮捕槍斃於西安。此事使戴笠與徐的關係達到了勢不兩立的地步。

警察系統素來是戴笠與中央警官學校教育長李士珍爭奪激烈的部門，徐恩曾雖無法在警察方面有所作爲，但他卻暗中支持李士珍。

在1943年至1944年間，戴笠草擬了一個建警計劃，欲在行政院下設一個警察總監部，把全國警察統一在國民黨中央的指揮之下，由他來掌握。

徐恩曾知道後，一面支持李士珍另搞一個十年建警計劃，一方面向陳果夫、陳立夫彙報，讓二陳從中作梗。蔣介石本來已準備批准戴笠的建警計劃，有意讓戴當全國警察總監。

當他交方案給侍從室第二處主任陳布雷、第三處主任陳果夫研究時，他們卻認爲警察的指揮權一直在省市縣地方政府，一旦劃歸中央，則地方維持治安可虞。

同時以軍統的人任警察總監，多有不宜，不僅將在國內招致議論，且英美盟邦亦可能產生非議，貽人口實。蔣介石聞此思想動搖，再加上此時他對戴笠擴充勢力已有擔心，於是戴笠的計劃便未能實現。

8、徐恩曾的弱點

徐恩曾一貫好色貪財，他在吳興老家本來有一個老婆，20世紀30年代在南京又霸佔了一個東北籍女學生。

1931年，他又迷上了一個向中統自首的中共女叛徒費俠，把她安置在國民黨中央黨部民訓委員會任幹事，並與之姘居。

抗戰後國民 政府從南京撤退武漢，兩人的關係公開化，這引起了國民黨內許多人士的指責。

陳立夫也指責他不該貪戀女色，但徐恩曾並未理會。到重慶後，徐恩曾把東北籍老婆安置在銅梁縣西溫泉湯山，費俠則安置在國府路。費俠利用徐的權力從事投機倒把斂財，給他帶來了很壞的影響。

1943年間，財政部有一大卡車中國銀行剛剛印好的新鈔票，從湖北運到重慶，途經沙市的鄉間，突遇空襲警報，又聞謠傳日軍頃刻即至，押車人員和司機便棄車而逃。

財政部聞報後，飭知中國銀行將鈔票號碼註銷。殊不知這車鈔票落在湖北中統調統室手裏，因爲數量龐大，當地特務不敢獨吞，乃報告中統局，希望能得一筆獎金。

徐恩曾接報後，想吞食這筆鉅額橫財，派了一名中統特務，持中統局書面證明前往押返重慶，當押運至川鄂交界的封鎖線三鬥坪時，被軍統交通檢查所查獲。

戴笠當即向蔣介石告發。正處於財政窘境的蔣介石，起初認爲是徐恩曾私印僞鈔，一怒之下曾準備把徐槍決。

後來經中國銀行驗證，不是僞造而是註銷報廢的鈔票，徐恩曾又推說事前不知道，暗中令押運的小特務招認是貪財起意，途中拾得。

結果是軍法總監部把那個押車小特務，以搗亂戰時金融的罪名判處死刑了事，當了徐恩曾的替死鬼。但此事對徐的影響甚大，給蔣介石留下了極壞的印象。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44年，徐恩曾用國民黨中央黨部的幾部大卡車做走私生意，從中印公路運回一批走私西藥，當運至四川廣元時，又被軍統查獲。

由於用的是中央黨部的大卡車，戴笠明知是徐恩曾所爲，但怕蔣介石認爲他有陷害之嫌，就去找與徐恩曾水火不容的朱家驊向蔣介石密告，前後兩事連在一起，蔣“龍顏大怒”。

於是1945年春，蔣介石親自下令撤去徐恩曾的本兼各職，永不敘用。就這樣，1945年1月，徐恩曾結束了主持中統的生涯。

徐恩曾被撤去本兼各職後，只剩下一個工程師學會總幹事的職務。1947年始由中國工程師學會選爲“國大代表”，上海解放時逃香港。

戴笠與徐恩曾的鬥法至此以徐的下臺而結束，而軍統與中統的矛盾鬥爭並未就此結束。

在這裏，我們可以引用戴笠的一段講話來結束此文：

“我們除不允許生活腐化之外，更不允許同志們與人家隨便衝突。這是十多年來我們的一貫作風。同志每次與人家衝突，我總是嚴懲自己的同志，輕責他人。古人說：‘窮則獨善其身，達由兼善天下。’目前我們的力量，還不夠‘兼善天下’，所以頂要緊的是健全本身。”

戴笠的言行是否一致，由此可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