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都城是洛陽還是西安

大唐盛世在西安。

唐朝的都城是洛陽還是西安1

大唐盛世在西安，唐朝最鼎盛的兩個時期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都成都在長安，也就是現在的西安。

唐朝長安城作爲都城時間：618年-690年，705年-904年；洛陽城684年-705年，904年-907年，開元盛世是712—741年，所以都城是在西安，不管是經濟政治方面，都城都是排第一的。

唐朝經過唐太宗李世民的.貞觀之治而變得不斷強大起來，到了唐玄宗在位時期，唐朝已經達到了鼎盛時期，也就是經常所說的“開元盛世”。

開元盛世

開元年間，經過唐玄宗的勵精圖治，唐朝國力達到鼎盛，形成了“三年一上計，萬國趨河洛”的盛世局面。唐玄宗採取了一系列積極措施，加上廣大人民的辛勤勞動，使得天下大治。“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

此間，唐朝在各方面都達到了極高的水平，國力空前強盛，社會經濟空前繁榮，人口大幅度增長，天寶年間唐朝人口達到8000萬人。商業十分發達，國內交通四通八達，城市繁華，對外貿易十分活躍，波斯、大食商人紛至沓來，長安、洛陽、廣州等大都市各種膚色、不同語言的商賈雲集。

唐朝的都城是洛陽還是西安2

唐朝的洛陽是現在的河南省洛陽市，位於河南省西部、黃河中下游。洛陽市，簡稱洛邑，洛京，總面積15230平方公里，其中市區面積803平方公里，河南省西部的東西長179公里，南北寬約168公里。

洛陽

歷史文化名城洛陽，因地處洛河之陽而得名。這裏有5000多年的文明歷史，4000年的建城史，1500年的建都歷史，先後有105個皇帝在這裏定鼎九州。

唐朝洛陽城址位於河南省洛陽市城郊，爲隋唐時期的都城遺址。隋唐洛陽城是宇文愷設計建造的。宇文愷將隋唐洛陽城的規劃設計與洛陽的山川地貌完美結合，真正實現了天人合一的規劃理念。

隋唐洛陽城遺址主要分爲宮城（紫微城）、皇城（太微城）、外郭城三重，此外還分佈着上陽宮、神都苑等宮苑建築。

一、基本情況簡介

長安與洛陽及其周邊地區，以其優越的地理位置與相對良好的自然條件而獲得中國曆代王朝的青睞，自夏商周三代起就逐漸被作爲王朝首都，起統帥全國之作用，一直到隋唐仍起重要作用。

先介紹一下唐朝時期長安洛陽爲都的基本情況。李淵建唐之後先採用長安爲都城，武則天篡位以後，以洛陽爲都，洛陽與長安並立爲二都，武則天在洛陽常住。神龍之變以後，唐朝的都城遷回長安，但玄宗皇帝還是時常巡幸洛陽。玄宗皇帝之後，唐朝的皇帝就大多常居長安，而很少巡幸洛陽了。

二、歷史因素——關隴集團的影響

在南北朝隋唐史上一直有一條粗大的線索，貫穿着許多朝代，那就是關隴集團。

關隴集團由西魏的宇文泰建立，其運用少數民族的部落聯盟制進行軍隊組織，創立府兵制，設八柱國十二將軍，這就是西魏的政權核心人物，憑藉關隴集團這一特殊的組織形式，西魏加強了內部的凝聚力與軍事上的戰鬥力，在很多條件處弱勢之情況下尚可與東魏，南朝鼎足而立。

並且西魏的八柱國往往與後世王朝有充分聯繫，如宇文泰之子代西魏建北周，李虎是唐朝開國皇帝李淵的祖父，獨孤信是北周、隋、唐的三朝國丈，隋開國皇帝楊堅之父也位列十二將軍，所以說關隴集團貫穿西魏北周隋唐幾個朝代，影響深遠，這是不可忽視的一個重要問題。

接着請看長安與洛陽在北朝時的地位。自西魏以來，長安就是其都城，北周代魏後仍以長安爲都，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隋唐。可以說，關隴集團正是在以長安爲地理核心的條件下建立的，長安附近具有衆多的關隴集團所屬府兵屯田，關隴集團的上層人物，也在附近擁有自己的土地田產等，長安可謂是關隴集團的大本營。

那麼洛陽呢？洛陽當時並不屬於西魏而是屬於東魏。洛陽先被一代梟雄，北齊的建立者高歡所控制，因爲高歡所控制的北魏皇帝就居住在洛陽（北魏孝文帝遷都遷到洛陽），後來又被高放棄。此後洛陽數度易手，侯景、高澄等人都曾管理過。因其地理位置尷尬，很快就成了北齊北周的對峙前線，北齊北周洛陽之戰，是很有名的一場戰役。

後來，北周武帝宇文邕在平陽城下取得了對北齊作戰的大捷之後，一鼓作氣，迅速攻下北齊的重要城市晉陽城等並滅亡北齊之後，洛陽纔算真正落入了北周手中。所以對於長安來說，洛陽在關隴舊人的記憶中只是一個剛剛收復的新領地而已。

北周在武帝死後，因爲繼任君主的荒淫無道，帝位很快被外戚楊堅給攫取，楊堅建立了隋朝，他就是隋文帝。隋朝定都長安，並將其取名爲大興城，後來隋煬帝楊廣又興建洛陽城，將洛陽也定爲首都之一，實行了長安洛陽並立的二都制，這也爲唐代採取同樣的措施提供了一個歷史借鑑。

同樣同屬於關隴集團後裔，並且其核心成員有許多出自關隴集團的唐朝李氏皇族，自然會選擇爲歷代“關隴王朝”所選擇的長安爲都，同時這裏也是其家族的居住地與重臣家族的.聚居地，幾百年來一直都與關隴集團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此時洛陽剛收復幾十年，其積澱自不可能與長安同日而語。

李淵起兵便是從晉陽出發，率先以閃電戰的形式攻取長安，在長安繼位之後再徐圖洛陽，由此可以看出長安在“關隴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唐朝定都洛陽是在武則天時期。她把洛陽定爲都城，改名爲神都，並且在此長住下來。其實在武則天的丈夫唐高宗時期就多次巡幸洛陽，高宗死後武則天更是長居洛陽而不返長安。從個人因素來看，武則天選定洛陽，是因爲在年輕時以殘酷手段殺死王皇后和蕭良娣之後，她晚年經常做噩夢，場面極其殘酷，武則天備受折磨，甚至不想在宮內繼續居住。

無奈之下，武則天只好採取將居住地由長安換回洛陽，以期能解決噩夢問題。但這個事情又不好公之於衆，於是武則天在其外又罩上了一層說辭，說高宗晚年疾病嚴重，而洛陽氣候養人，適合養病，爲丈夫着想她決定居於洛陽，可以說這非常契合武則天的陰險而縝密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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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武則天爲了成功上位皇后，還與關隴集團之長孫無忌，褚遂良等人長期對抗，雖然最終武則天取得了勝利，但也殘殺了許多皇親國戚，王公大臣，其中不乏關隴貴族。可以說，武則天已經對於關隴集團造成了很大的傷害，很有可能招來關隴舊人的集體報復。

畢竟這些人血管裏流着少數民族的血液，性格也比較剛猛果敢，武則天爲安全考慮，自然不可能長期居於關隴集團的大本營長安，而勢必要選擇關隴集團力量薄弱之洛陽作爲自己的棲身之所。

三、客觀物質條件——生產能力與對外交通

這是客觀物質條件，具體來說就是經濟因素。

作爲一個國家的都城，除了能承擔政治任務，軍事任務之外，還有充足的經濟條件做保證。簡而言之，就是其自身能養活都城及其附近的衆多聚集之人口。但是很遺憾的情況是，長安的條件比洛陽相去甚遠，並不能很好的滿足物資供給的需要。這可以從自身的生產能力與對外交通兩方面來說。

首先， 從自身的生產能力上，長安的生產條件遠不如洛陽。長安位於黃土高原之上，由於地形的阻隔，降水量每年只有四五百毫米，而洛陽的降水量可以達到七八百毫米。從耕地數量來說，黃土高原千溝萬壑的條件，加上黃土易流失，肥力下降等問題，都嚴重製約了長安及其周邊地域的生產情況，遠不如洛陽的自然生產條件。

且長安的水旱災害頻發，其水災旱災頻率能達到洛陽的兩倍左右，如果正常年份還可以勉強應付，但是到災害頻繁的年份，情況就變得很難處理，甚至連皇帝的飲食都不能正常保障，比如楊堅就曾被逼的率領羣臣到洛陽就食，被嘲諷爲“逐食天子”，記載如下：

乙丑，幸霸水，觀漕渠，賜督役者帛各有差。己巳，上親錄囚徒。庚午，契丹內附。甲戌，駕幸洛陽，關內飢也。——《隋書》

這樣也能看出，洛陽的自然條件確實優於長安。

其次， 從對外交通與運輸條件上，洛陽更是把長安甩了800條街，其祕訣就在於大運河的修建。

談到這個問題還得先說一下中國南北方的經濟重心問題。在秦漢等時期，由於北方人口聚集，開發較早，其糧食產量自然大於南方。但由於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長期戰亂，大量的北方人到南方避難，帶去了豐富的勞動力與先進的生產技術，使得南方的生產水平與產量迅速提高，經濟中心逐漸開始南移，並於唐宋時期正式完成。

但在唐代，經濟重心南移的趨勢就已經非常明顯，南方的糧食物資產量已經超過北方。可以說唐代的立國就是以江南爲本，小小的江南承擔了大部分唐代的物資供應，使得唐代在國力衰藩鎮林立的情況下，仍得以苟延殘喘100多年。

隋煬帝時期修建了有廣濟渠，通濟渠，邯溝，江南河4部分組成的京杭大運河，其目的就在於連接南北交通，方便人員往來和物資的調換。大運河北至涿郡，就是現在的北京，南到江南，而西邊的盡頭正是洛陽。那麼以洛陽之地理位置，通過大運河就很好地能夠接收江南的物資，從而滿足大量人口的生產生活需要。

而長安的運輸條件則非常的寒酸。雖然與洛陽到江南的距離相比，長安到洛陽距離可謂是比較近，但是在古代的運輸條件下，陸路運輸要靠大量人力畜力，成本非常高，自然不是首選，而且也不明智。最好的辦法就是水路，但是在長安與洛陽之間，有很大的地形落差，並且是長安高，洛陽低，從長安向洛陽運物資，可順風順水。

但由洛陽將物資運至長安就只能長期爬坡，難於登天。此外，長安與洛陽之間地形非常複雜，有很多山地地形，逆水行舟必須要靠縴夫在岸邊拉縴，風險很大，一失足就會摔下，產生了多起命案，並不是一個長久之計。

由此可以看出在隋朝與唐朝初年，與洛陽相比，長安的生產條件與運輸條件可以說都非常不好，並且由於都城帶來的人口聚集問題，這一地區產生了比較嚴重的糧食匱乏問題。對於這個問題，隋朝早有解決方案，如隋文帝和隋煬帝一樣到洛陽居住解決糧食問題即可。

所以在民以食爲天的催促下，即使貴爲天子，沒有糧食吃的唐高宗，也不得不多次前往洛陽度過糧食危機，在豐收年份才能回到長安，武則天也在洛陽長期居住。下面記載的是唐高宗的窘況：

五年正月丙寅，以旱詔文武官、朝集使言事。三月戊午，入萬年宮。乙丑，次鳳泉湯。——《新唐書》

雖然生產條件難以改變，但是可以改善運輸條件，唐朝第一代明君，玄宗就在其在位期間大力推進長安與洛陽之間的運輸條件改善。在宰相的主持下，採用了分段運輸的方法，減少了各地船隻來往運輸的壓力；並且選派有經驗的運輸者擔任運輸工作，並提高他們的待遇，從而有效減少了事故的發生；改善長安城內部的運輸條件，使得運糧船甚至直接可以開進長安。

在多種措施的保障下，從江南通過大運河運至洛陽的糧食，終於可以以較少的代價運輸到長安，長安物資不足的現狀能夠得以改善，玄宗就沒有了去洛陽逐食的困惑，就可以常駐長安了，他之所以經常去洛陽，只是由於其活潑好動的天性使然，並不是像祖父輩那樣面臨糧食不足的恐慌了。

隨後，劉晏，第五琦等財政專家進行改革，也都致力於運河的運輸條件的改善，致力於保證運河的暢通，從而使江南能夠源源不斷地爲大唐二都提供充足的血液，這樣的情況持續了一百多年。

只是後來由於藩鎮割據，運河運輸不暢，加上時常會有藩鎮搶掠物資的條件出現，長安與洛陽的物資供給日益匱乏，財政緊張的問題日益突出，唐朝的內部矛盾也就日益激化，這一江河日下的龐大機器終於逃不過崩潰的命運。